11月25日,是國際消除家庭暴力日,也被稱作“國際反家庭暴力日”。今天,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發(fā)布一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我們選取了其中2起典型案例,邀請案件承辦人一起來聊下辦案中的心得體會。

常某某遺棄案

基本案情:病魔突降,幸福家庭破碎;妻子患病癱瘓,丈夫常某某卻選擇變賣共同財產(chǎn)后人間蒸發(fā)。更換號碼,隱匿行蹤,四年間,他對患病妻子不聞不問,將夫妻情分拋諸腦后。在刑事自訴面臨取證困難之際,檢察機關主動監(jiān)督立案,啟動公訴程序,以遺棄罪對常某某提起公訴。

采訪對象:江蘇省南京江北新區(qū)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白洋

記者:我注意到,本案是一起“自訴”轉“公訴”的案件。請您介紹下在什么情況下,一個自訴案件可以轉為公訴案件?對于這起案件的轉換,檢察機關基于怎樣的考量?

白洋:根據(jù)我國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自訴案件包括三種類型:一是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二是被害人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三是被害人有證據(jù)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chǎn)權利的行為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者檢察機關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我院辦理的常某某遺棄案屬于第二種類型,這類案件可公訴可自訴。

在這起案件中,被害人舉證能力嚴重不足。 這也是“自訴轉公訴”最直接的原因。常某某長期失聯(lián),使得繆某某名義上享有的自訴權在現(xiàn)實中無法行使。其次,案件性質惡劣。 常某某遺棄的是身患重病、喪失獨立生活能力的配偶,并惡意侵吞夫妻共同財產(chǎn),導致被害人生活陷入絕境、治療中斷,情節(jié)惡劣。這種行為不僅侵害了被害人的個人權益,也嚴重違背了家庭倫理和社會公序良俗,挑戰(zhàn)了法律底線,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本案也是通過“自訴轉公訴”的程序轉換,實現(xiàn)了辦案工作的依法推進和對被害人權利的有效救濟。

記者:遺棄案件往往存在取證難、行為隱蔽等特點,這起案件檢察機關是如何成案的?

白洋:常某某的遺棄行為持續(xù)近4年,且其刻意隱匿行蹤、轉移財產(chǎn),取證難度確實很大。我們圍繞遺棄罪的構成要件,從具有扶養(yǎng)能力+存在遺棄行為+情節(jié)惡劣三方面建議公安機關收集固定證據(jù),調取醫(yī)院診斷記錄、殘疾鑒定證書證實被害人無獨立生活能力;調取常某某藏匿地的社保記錄、征信報告、同事證言等明確被告人具有扶養(yǎng)能力;調取房產(chǎn)交易流水、銀行資金流向等證實常某某將100余萬元夫妻共同財產(chǎn)轉移至其個人賬戶并隱匿。此外,我們還聯(lián)合街道、民政局、醫(yī)院等,核實繆某某被遺棄后的生活困境(如拖欠醫(yī)療費、無經(jīng)濟來源),強化對“情節(jié)惡劣”的認定。最終,通過引導刑事偵查與自行補充偵查相結合,形成了完整的證據(jù)鏈,確保案件順利起訴。

記者:我們注意到,該案中,檢察機關將常某某的行為明確界定為“遺棄性質的家庭暴力”,這一認定有何深意?

白洋:根據(jù)“兩高兩部”的相關意見,拒絕扶養(yǎng)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員,就是危害嚴重的遺棄性質的家庭暴力。傳統(tǒng)觀念可能將家庭暴力局限于對身體進行毆打,但本案是通過惡意遺棄、經(jīng)濟限制等方式,讓依賴自己的家庭成員陷入生存絕境,同樣是一種極其殘忍的家庭暴力。常某某對身患重病的妻子“拔管斷糧”,其行為對妻子造成的心理折磨和生存危機,絲毫不亞于身體暴力。我們也希望通過本案的辦理,能夠有助于提升全社會對家庭暴力多樣性的認知,對類似行為起到警示作用。

記者:除了追究刑事責任,我們了解到,檢察機關還為被害人繆某某提供了全方位的救助,您能否具體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白洋:針對家庭暴力案件中的弱勢群體,我院注重“四大檢察”綜合履職,檢察機關上下一體履職,并充分運用民事支持起訴、司法救助等職能,維護被害人合法權益。第一是通過司法救助,解決燃眉之急�？娔衬骋蛑委熤袛嗤锨�5萬余元費用,且無經(jīng)濟來源。我們聯(lián)合市檢察院共同為其撥付了6.5萬元司法救助金,使其重新恢復治療。第二是通過民事支持起訴,一次性解決財產(chǎn)、婚姻關系:2024年,我院回訪繆某某時,她提出希望能與常某某離婚,并追回屬于自己的合法財產(chǎn),并向我院申請支持起訴。我院相關部門指導其收集常某某侵占財產(chǎn)的證據(jù),協(xié)調提供法律援助律師,并出庭支持起訴,最終促成常某某支付45萬元財產(chǎn)分割款,并解除婚姻關系。第三是協(xié)同政府部門構建長效幫扶機制。我們通過與婦聯(lián)、衛(wèi)健委、民政局等部門會簽文件,將繆某某的情況移送給上述單位,從醫(yī)療費報銷、殘疾慰問、康復訓練等多方面對其提供幫助。

記者:您認為這起案件的成功辦理,為檢察機關依法懲治隱性家暴提供了哪些啟示?

白洋:首先,傳統(tǒng)觀念中,家庭糾紛屬于“清官難斷”的私域,司法介入相對保守。但當家庭糾紛升級為嚴重侵害時,就應當被評價為公訴案件中的犯罪行為。檢察機關必須主動作為,由國家公權力及時介入,防止弱勢群體在孤立無援中陷入絕境。

第二,樹立系統(tǒng)思維。對于被害人而言,在依法懲治犯罪的同時,還需要幫助他們修復創(chuàng)傷,回歸生活。這就需要我們與多部門建立常態(tài)化、制度化的協(xié)作機制,織密社會保護網(wǎng)。

第三,我們也希望本案能向社會和司法實踐傳遞一個信號,那就是:家庭責任不僅是道德義務,更是法律底線,遭受家暴者要敢于用法律武器捍衛(wèi)自身合法權利。

馬某某虐待案

基本案情:馬某某與苗某在戀愛期間共同租房生活。因女友苗某的學歷、家庭條件均優(yōu)于馬某某,馬某某經(jīng)常以沒有安全感為由,以出軌、分手相威脅,通過限制苗某社交等方式,對苗某進行情感操縱、孤立和控制。且馬某某長時間、持續(xù)性對苗某進行辱罵、無端指責、肆意污蔑,侮辱其人格、貶損其自身價值,導致苗某喪失自信和生活希望,吞食藥物自殺,后經(jīng)醫(yī)院搶救無效死亡。

采訪對象:山東省臨沂市蘭山區(qū)檢察院檢察長陳玉偉

記者:我國刑法將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規(guī)定為與被害人存在家庭成員關系的行為人。在馬某某虐待案中,被告人與被害人是男女朋友關系,為什么馬某某可以被認定為虐待罪的犯罪主體?

陳玉偉:傳統(tǒng)觀念中,“家庭成員”一般是指父母、夫妻、子女等這些共同生活的人。但是,隨著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變化和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發(fā)生在同居關系人員之間的暴力犯罪案件已屢見不鮮。面對這些社會現(xiàn)實,我們要善于從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深刻領悟法治精神,對“家庭成員”作出符合立法本意和社會發(fā)展變化的司法理解。

反家庭暴力法第37條規(guī)定:“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參照本法規(guī)定執(zhí)行�！薄皟筛邇刹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依法辦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見》明確規(guī)定,家庭暴力不僅發(fā)生在家庭成員之間,還發(fā)生在具有監(jiān)護、扶養(yǎng)、寄養(yǎng)、同居等關系的共同生活人員之間。本案中,被告人與被害人雖然不具有婚姻關系,但雙方具有共同生活的事實、處于較穩(wěn)定的同居狀態(tài),可以認定為刑法第260條所規(guī)定的“家庭成員”。

記者:在這起案件中,馬某某實施的辱罵行為是否屬于虐待罪中的虐待行為?

陳玉偉:我們常見的虐待,一般表現(xiàn)為針對家庭成員打罵、凍餓、強迫過度勞動、限制人身自由等,給家庭成員造成身體損害的行為。但在本案中,則更多地體現(xiàn)為侮辱、謾罵等精神折磨。

根據(jù)刑法理論通說以及有關的法律法規(guī)、司法解釋,采用侮辱、謾罵等手段對家庭成員的精神進行摧殘、折磨,是典型的帶有虐待性質的家庭暴力行為。比如,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就明確規(guī)定:“本法所稱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jīng)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記者:精神虐待有哪些不同于身體虐待的特點?

陳玉偉:與身體虐待相比,精神虐待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無形性。精神虐待的傷害是無形的,通常表現(xiàn)為言語、態(tài)度、情感操控等,難以通過傷痕、醫(yī)療記錄等形式呈現(xiàn)。二是隱蔽性。精神虐待往往發(fā)生在私密空間,缺乏第三方見證,外人往往難以察覺,導致該類案件調查取證比較困難。三是長期性。精神虐待是一個持續(xù)的過程,其危害后果是累積的。單個行為可能看似微不足道,但長期、反復的侵害會嚴重損害受害人的心理健康。四是主觀性。精神損害的嚴重程度難以量化,并且需要證明精神損害與施虐行為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損害后果的證明難度比較大。

記者:證明馬某某的虐待行為與苗某自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辦理這起案件的一個關鍵點。對此,檢察機關作了哪些努力?

陳玉偉:公安機關立案后,承辦檢察官多次與偵查人員共同研究案情,并提出引導偵查意見,引導偵查人員繼續(xù)調取二人的外賣記錄、網(wǎng)購記錄、家居布局等證據(jù),證實二人共同生活情況;調取二人微信聊天記錄、手機存儲照片、證人證言等,證實馬某某長期、持續(xù)對苗某實施精神虐待情況;調取苗某因不堪忍受馬某某的精神摧殘、折磨,多次自殺搶救的診療記錄以及苗某與馬某某相識前后性格變化等證據(jù),有力證明了馬某某的虐待行為與苗某自殺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記者:在這起案件中,如何認定馬某某實施的虐待行為達到虐待罪要求的“情節(jié)惡劣”程度?

陳玉偉:對虐待罪“情節(jié)惡劣”的認定,需要綜合考慮虐待手段的殘忍程度、行為的持續(xù)時間和頻率、被害人的特殊情況以及虐待行為造成的后果等多方面因素。

本案中,馬某某高頻次、長時間、持續(xù)性對被害人進行指責、謾罵、侮辱,對被害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傷害,最終導致被害人不堪忍受精神摧殘和折磨而服藥自殺。馬某某的行為不僅達到了“情節(jié)惡劣”的標準,還因致使被害人死亡,構成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

記者:您能介紹下,貴院在辦理本案的過程中有什么好的經(jīng)驗做法嗎?

陳玉偉:我們深入貫徹最高檢的部署要求,堅持“三個善于”,做實“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

一是落實疑難案件公安機關聽取檢察機關意見工作機制,參與會商案情、幫助梳理證據(jù),引導公安機關調取了微信聊天記錄、網(wǎng)購記錄、被害人多次自殺搶救的診療記錄等書證,以及被害人近親屬、同學朋友等人的證言等關鍵證據(jù),為案件辦理打下扎實基礎。

二是精準適用法律,準確把握法律關系,對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員、精神虐待行為等,從立法本意和社會發(fā)展現(xiàn)實出發(fā),進行實質性理解和把握。

三是將釋法說理貫穿辦案始終,認真聽取被害人親屬及其訴訟代理人的意見,引導被告人準確認知法律規(guī)定。被告人當庭認罪認罰,真心悔過,并對判決結果認罪服法。

四是我院以該案辦理為契機,與婦聯(lián)、公安、社區(qū)等部門建立常態(tài)化聯(lián)動機制,加強執(zhí)法司法銜接配合,形成保護婦女權益的工作合力。

司法實踐中,還有一些源于家庭暴力的刑事案件,原本的被家暴者卻成了被告人。依法準確認定家暴犯罪案件中的正當防衛(wèi),是保護被家暴者合法權益的應有之義,也是高質效辦案的必然要求。我們采訪到了這樣一起案例。

劉某某正當防衛(wèi)案

基本案情:孤立無援的妻子,長期遭受丈夫的家暴威脅。案發(fā)當晚,丈夫汪某某醉酒后故技重施,反復推搡、拖拽妻子劉某某,并將其推倒、壓制在床頭柜上,揚言要弄死劉某某,暴力程度持續(xù)升級。情急之下,劉某某為求自保,被迫拿起床頭的水果刀朝汪某某捅刺,致汪某某腹部等部位受傷后,方才得以脫身。經(jīng)鑒定,汪某某腹部損傷構成重傷二級。

采訪對象:江蘇省昆山市檢察院五級檢察官助理孫雅妮

記者:案件被移送審查起訴后,劉某某對持刀傷人行為供認不諱,并認罪認罰。但檢察院并沒有直接提起公訴,原因是什么?

孫雅妮:我們經(jīng)審查發(fā)現(xiàn),本案可能存在家暴行為,于是引導公安機關調取二人既往涉家暴的全部報警記錄,并走訪親屬、鄰居及社區(qū)工作人員,進一步了解汪某某的性情及過往表現(xiàn)。經(jīng)汪某某的母親、妹妹等多名親屬證實,汪某某長期因瑣事對妻子劉某某施暴,且案發(fā)前曾將劉某某毆打致肋骨骨折。

記者:為準確界定行為性質,昆山市檢察院作出了哪些努力?

孫雅妮:我們組織充分研究論證,認定汪某某在酒后情緒失控狀態(tài)下對劉某某實施的拖拽、推搡、壓制行為已構成刑法意義上的不法侵害;結合其既往嚴重家暴史及案發(fā)時的激烈狀態(tài),汪某某的侵害行為存在高度升級的風險;劉某某在孤立無援、遭受現(xiàn)實壓制的情境下,為擺脫壓制,就地取材使用水果刀進行無明確方向性、非針對致命部位、強度具有節(jié)制性的反擊,符合一般人遇險時的本能反應,具有防衛(wèi)性質;雖然造成了重傷后果,但并未明顯超出必要限度,構成正當防衛(wèi),依法不負刑事責任。

記者:在司法實務中,像劉某某這樣果斷采取措施反抗家庭暴力導致的案件,處理意見是否統(tǒng)一?

孫雅妮:目前來說,對家暴受害者采取措施反抗家庭暴力的行為具有防衛(wèi)性質,大家基本已經(jīng)達成共識。但對于反抗行為造成一定后果,特別是造成了相對嚴重后果的案件,還是有不同意見。有一種觀點認為,家庭暴力是家庭內部矛盾,可以允許反抗,但要嚴格控制好“度”。反應過激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認定為防衛(wèi)過當,原則上還是要以犯罪論處,否則可能走向另一個極端,即在普通的家庭沖突中反應過激,導致流血傷人事件頻發(fā),對家庭和諧、社會穩(wěn)定反而不利。我們在研究本案的過程中,也有人提出這種意見。

記者: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孫雅妮:我覺得,家庭內部矛盾只是家庭暴力的誘因,不是家庭暴力本身。家庭暴力本身是違法犯罪,反抗家庭暴力是在同違法犯罪做斗爭。同其他正當防衛(wèi)行為一樣,評判反抗家庭暴力的行為是否必要、適度,不能單純地看已經(jīng)發(fā)生的不法侵害的程度和后果,也要看現(xiàn)實危險。忽視對現(xiàn)實危險的判斷,一味強求必須上升到足夠嚴重的程度或者產(chǎn)生一定的后果才能防衛(wèi),恐怕被害人很難有機會實施真正的自救。因為在極端情況下,生死就在一瞬間。基于這樣的考慮,我們應當肯定被害人在暴力升級過程中有權進行防衛(wèi),而且只要防衛(wèi)行為與當時的現(xiàn)實危險相匹配,就是必要的、適度的,哪怕造成了一定的后果也不例外。

記者:面對專業(yè)上的分歧,認定持刀將人捅成重傷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是否會有壓力?如何確保最終的決定既經(jīng)得起法律的檢驗,又符合人民群眾對公平正義的期待?

孫雅妮:會有一定壓力,但只要我們盡心盡責查明案情,用心用情開展工作,公平公正作出判斷,所辦案件一般都能夠經(jīng)得住檢驗。比如,在這起案件中,我們通過大量的背景調查,查清丈夫有酗酒習慣,酒后有暴力傾向,多次毆打過劉某某,最嚴重的一次將劉某某打骨折。這些事實,對于判斷案發(fā)時家庭暴力的升級風險很重要。此外,面對專業(yè)上的分歧,我們通過公開聽證,充分聽取專業(yè)人士和社會公眾意見,最終,凝聚民意的決定得到廣泛支持。

記者:這起案件的辦理給了我們哪些啟示?

孫雅妮:家庭暴力引發(fā)的傷害案件有其特殊性,背后往往牽扯著復雜的婚姻、家庭關系,處理不當,容易引發(fā)新的社會矛盾,或者對被侵害人造成二次傷害。我覺得這起案件至少有三方面啟示意義:

一是任何人在遭遇家暴傷害時,都擁有防衛(wèi)的權利,要勇于通過合法途徑捍衛(wèi)自己的權利。這也是對實施家暴的人的警示,每個人的人身權益都受到法律的保護,家庭暴力并非“家務事”,切勿觸碰法律紅線。

二是處理涉家庭暴力案件,應當尊重當事人意愿,綜合考量被害者的現(xiàn)實情況和施暴者的悔改表現(xiàn)等因素,合理選擇處理方式。對于當事人確有意愿繼續(xù)共同居住生活、家庭關系有修復可能的,可以努力修復家庭關系,以家庭矛盾的實質化解實現(xiàn)源頭預防。

三是反家庭暴力是一項系統(tǒng)工作。需要公安機關、司法機關、行政部門、婦聯(lián)、社區(qū)等各方共同努力。

“家暴不是家務事”,反家暴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期待“家”成為充滿愛與溫暖的港灣,讓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家庭建設中落地生根。

來源:檢察日報·要聞版

記者:單鴿

視頻:正視工作室 郭奧凝 田昊 馬惺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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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jiān)制:檢察日報社正視工作室

編輯:王昱璇 吳翰锜 李文睿